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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俄罗斯色情 – https://gambling.helsinkitimes.fi/.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【提要】 　　康有为《戊戌奏稿》作伪，康著《我史》（即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）和梁启超著《戊戌政变记》多有夸张，然而，从今存《杰士上书汇录》和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，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。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，5次保全康有为，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，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。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。 【关键词】 　　康有为　光绪帝　戊戌变法　懋勤殿　《杰士上书汇录》 　　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是谁？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，自然是康有为。 　　但是，显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证据却出现了问题。其一是康的《戊戌奏稿》已被黄彰健与孔祥吉判明作伪，是康在戊戌之后十多年（即辛亥革命前夕）的作品。其二是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所写的回忆录《我史》也被证明为不很可靠的史料，须小心使用。梁启超所写的《戊戌政变记》多有夸张之词。光绪帝并没有对康”言听计从”，处处遵循。康有为当时的官职是工部候补主事（正六品），光绪帝仅召见其一次，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（康未就任），后派他去上海办理《时务官报》。这么一位低级官员又是如何充当变法的主要推动者？也因为如此，有些学者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表示怀疑，认定戊戌变法最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帝，康有为的作用被过度夸大。 　　但是，当时人的看法却不相同。戊戌政变后，慈禧太后追究变法责任，几乎所有人的指向都归”罪”于两人：一是光绪帝，一是康有为，同时认定光绪帝被康有为所蒙蔽。 　　笔者在上面使用了两个”但是”，说明问题之发生。前一个”但是”指康有为自己的说法有问题，这已被证实了；后一个”但是”，虽有官僚集团高层力图在整体上摆脱”罪名”，并有为光绪帝讳言之嫌，而关键之点却又不言自明：需要说明并证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。 　　本文因此产生。笔者再次整理与考察现有可靠史料，重建史实，以能回答下述问题：一、康有为影响（或称”蒙蔽”）光绪帝的方法、渠道是什么？二、光绪帝对康有为的认可程度如何？采用了多少康的建策？三、光绪帝是否想重用康有为，以改变政治体制？ 一、 最初的接触 　　1888年，康有为以荫监生的身份参加顺天府乡试。这是他第二次进京。在京期间，他结交沈曾植、曾纪泽、黄绍箕、屠仁守、盛昱、王懿荣等京官；并上书翁同龢、徐桐、潘祖荫、祁世长等高官。他在此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是上书光绪帝（即所谓”上清帝第一书”）。他作为一名荫监生，并无渠道上书皇帝，故试图通过国子监或都察院代奏。盛昱是国子监祭酒，翁同龢为管理监事大臣，祁世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康与他们联络，多为上奏之事。而潘祖荫、徐桐为政坛高官兼士林领袖，康与他们联络亦有接近上层之意。”上清帝第一书”的主要内容是：清朝此时内忧外患而不自知，应下罪己诏，及时图治。他提出的三策分别是”变成法””通下情””慎左右”。国子监与都察院都未同意代递，但翁同龢觉得颇有价值且私录其主要内容。 　　除了”上清帝第一书”之外，康有为还代御史屠仁守等人起草奏折。现能找到的有5篇：《请醇亲王归政折》《为报效一途急宜停止以存政体而遏乱原折》《请开清江浦铁路议》《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天戒折》《为宗社严重国势忧危乞赐面对以竭愚诚折》。在自己上书未达的情况下，代拟奏折似乎给他另一种上书言事的新思路；他也在代拟的奏折中夹带自己的思想。这些都是康有为主动接近光绪帝的举动，光绪帝本人则对此一无所知。 　　1894年3月，已中举人的康有为第三次来北京，参加会试未中，6月回乡。8月4日，给事中余联沅上奏称： 　　今康祖诒之非圣无法，惑世诬民，较之华士、少正卯，有其过之，无不及也……相应请旨饬下广东督抚臣行令，将其所刊《新学伪经考》立即销毁，并晓谕各书院生徒及各属士子，返歧趋而归正路，毋再为康祖诒所惑。 光绪帝发给两广总督李翰章寄信谕旨，措辞严厉： 　　有人奏，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，诋毁前人，煽惑后进，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，请饬严禁等语。着李瀚章查明，如果康祖诒所刊《新学伪经考》一书，实系离经畔道，即行销毁，以崇正学而端士习。原片着钞给阅看。 此时军机处由孙毓汶把持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，光绪帝对该谕旨印象并不深刻。经康有为、梁启超奔波后，两广总督李瀚章仅命将该书”自行销毁”而不了了之。 　　1895年3月，康有为第四次来北京，参加会试。5月6日，新贡士发榜，康有为中第5名。5月10日参加新贡士复试，中三等第4名；15日参加殿试，19日传胪，中二甲第46名进士；22日参加朝考，中二等第102名。6月2日，参加新进士引见，以主事”分部学习”，后分发工部。康有为并没有正式去就职。 　　就在此次会试期间，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，李鸿章在马关议和，条约各款极为苛刻。消息传出，各省公车（应试举人）纷纷上书，要求拒和再战。5月1日至3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南城松筠庵组织了规模最大的”联省公车上书”（即”上清帝第二书”），签名者达602人，因听闻和约已签，未递交都察院。5月29日，康有为递交”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呈”（即”上清帝第三书”）至都察院。6月3日，都察院代递至光绪帝。这是光绪帝第一次收到康有为的条陈。此后，康又撰”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以图自强呈”（即”上清帝第四书”），交都察院代递，都察院以康已分部而拒绝；再交工部代递，工部亦拒之。 　　光绪帝收到康有为”上清帝第三书”后，曾下令抄录一份，7月19日将该上书与其他8件折片下发各省将军督抚讨论，谕旨称： 　　自来求治之道，必当因时制宜，况当国势艰难，尤应上下一心，图自强而弭隐患。朕宵旰忧勤，惩前毖后，惟以蠲除痼习，力行实政为先。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，详加披览，采择施行……着各直省将军督抚，将以上诸条，各就本省情形，与藩、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，酌度办法，限文到一月内，分晰复奏。当此创巨痛深之日，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，各将军、督、抚受恩深重，具有天良，谅不至畏难苟安，空言塞责。原折片均着抄给阅看。 这是甲午战后清朝高层进行的改革大讨论。除康有为”第三书”外，还有广西按察使胡燏棻、军机章京陈炽、南书房翰林张百熙、委散秩大臣信恪、御史易俊、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、吏部尚书徐桐等人折片共计9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谕中”当此创巨痛深之日，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，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，具有天良，谅不至畏难苟安，空言塞责”之语，与康有为上书中”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，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，朝野上下，震动愤发……今议成将弥月矣，进士从礼官来，窃见上下熙熙，苟幸无事，具文粉饰，复庆太平……”之语，文词有相似之处。军机大臣拟旨时，很可能采用之。 　　这一时期，光绪帝虽与康有为有了初步的接触，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，他对康有为还没有太深的印象。 　　还需说明的是，康有为的4次上书，后在上海刊刻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。 二、 弭兵会与”上清帝第六书” 　　1897年11月，康有为再次来到北京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此次来京的目的是给港澳商人办理巴西劳工之事。 　　康有为刚到北京，正好发生德国强占胶州湾（青岛）事件，俄、英、法、日随后亦乘机提出侵略要求。康向工部递交”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”（”上清帝第五书”），工部未代奏。与此同时，康与御史杨深秀、宋伯鲁、陈其璋、王鹏运等人交往甚密，并为他们代写奏章。因国际形势紧张，军机大臣翁同龢于12月11日亲往宣外南海会馆康有为住处，两人私下相商。次日，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一折两片，其附片二是保举康有为参加”弭兵会”，称言： 　　臣闻西洋有弭兵会，聚集之所，在瑞士国。其大旨以排纷解难、修好息民为务，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，皆准入会，如两国因事争论，未经开战之先，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，立意甚善。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，才气豪迈，熟谙西法，具有肝胆，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，遇事维持，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，不无裨益，可否特予召对，观其所长，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，以游历为名，照会各国使臣，用示郑重。 光绪帝下旨：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。”根据这一谕旨，1898年1月24日，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、李鸿章、廖寿恒、张荫桓、荣禄约见康有为，康”高谈时局，以变法为主，立制度局、新政局、练民兵、开铁路、广借洋债数大端”。几天后，康有为向总理衙门递交”外衅危迫急宜及时发愤开制度新政局呈”（即”上清帝第六书”），要求代奏。至3月11日，总理衙门拖了近一个半月才将该条陈上奏，光绪帝下旨：”总理衙门王、大臣妥议具奏。” 　　康有为的”上清帝第六书”，提出了全面政治改革的方案。首先是”三事”：一是”大誓群臣”；二是”开制度局”；三是”设待诏所”。所谓”大誓群臣”，即”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，或御乾清门，下诏申警，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”，为一项庄重的仪式。所谓”开制度局”，即”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，将一切政事、制度重新商定”，即建立一个最高政治决策机构。所谓”设待诏所”，即”其午门设待诏所，派御史为监收，许天下人上书，皆与传达，发下制度局议之”，即开通下情上达的渠道。”三事”之外，康要求在中央设立十二局：法律局、税计局、学校局、农商局、工务局、矿政局、铁路局、邮政局、造币局、游历局、社会局、武备局；又要求在地方每一道设新政局，每一县设民政局。而在所有建策中，最重要的是”制度局”，设在宫中，每天与皇帝见面，商量一切政务。康有为试图通过掌控这个机构来主持朝廷的变法。 　　对于康有为的这些改革建议，总理衙门大臣们是不同意的。他们奉到光绪帝”妥议具奏”的谕旨后，拖了113天，于7月2日上奏了”遵旨议复康有为条陈折”，全面驳回康的提议，仅在铁路和矿务两局问题上作了让步，企图蒙混过关。光绪帝收到的当日，没有表态，仅下旨”暂存”。两天后，7月4日，光绪帝发下一道极为独特的交片谕旨： 　　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本月十四日（7月2日）贵衙门议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一折，军机大臣面奉谕旨：”着该衙门另行妥议具奏。” 在光绪帝亲政的5年中，将议复奏折全盘推倒重来的情况前所未有，后来也没有发生过。总理衙门奉到如此严旨，仍不敢也不能允准康有为的提议，9天后（7月13日）再次上奏，称康有为条陈”均系变易内政，非仅条陈外交可比。事关重要，相应请旨，特派王、大臣，会同臣衙门议奏，以期妥慎之处，出自圣裁。”总理衙门想将责任推出去，以避计穷力竭之窘境。光绪帝朱批：”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、大臣，切实筹议具奏。毋得空言搪塞。”光绪帝的朱批有着明显的倾向性，”空言搪塞”是对7月2日总理衙门议复奏折的直接批评，也是对军机处、总理衙门的警告。张之洞的”坐京”（在京办事者）杨锐在密信中称：”康有为条陈……交总署议，驳，再下枢、译两府议。上意在必行，大约不日即须奏上。都下大为哗扰云。” 　　”上意在必行”一句，说明了光绪帝的态度；”都下大为哗扰云”一句，又说明了包括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在内的京官们的集体态度。8月1日，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大臣再次议复康有为”上清帝第六书”，进行了迂回式的对抗，形成了四道明发谕旨、两道交片谕旨和一道电谕：康提议的”制度局”，变成了定期召见翰、詹、科道官员；康提议的”待诏所”，则部分开放司员士民上书；康提议的”十二局”，则成立铁路矿务总局、命总理衙门派人往日本等国留学、要求各省加强商务局、命驻美公使”博考各国律例”的电旨；康提议的地方新政机构，则命各地整治吏治。军机处、总理衙门”成功”地驳回了康”上清帝第六书”，只是开放了司员士民上书的小口子，却未料后来由此涌进了巨浪。 　　从后来的事态来看，光绪帝对康有为”第六书”印象深刻，多次据该上书内容而下达改革谕旨，而到了最后，有意设立类似于”制度局”的懋勤殿。 三、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　　1898年6月13日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”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”，保举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五人，称康有为： 　　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，硕学通才，明历代因革之得失，知万国强弱之本原。当二十年前，即倡论变法。其所著述有《彼得变政记》《日本变政记》等书，善能借鉴外邦，取资法戒。其所论变法，皆有下手处，某事宜急，某事宜缓，先后次第，条理粲然，按日程功，确有把握。其才略足以肩艰巨，其忠诚可以托重任，并世人才，实罕其比。若皇上置诸左右，以备顾问，与之讨论新政，议先后缓急之序，以立措施之准，必能有条不紊，切实可行，宏济时艰，易若反掌。 徐致靖提议光绪帝召见康有为，”若能称旨，然后不次擢用”。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：工部主事康有为”着于本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预备召见”。光绪帝下旨时尚住在城内宫中。按照事先的安排，他将于次日（14日）前往颐和园，17日从颐和园返回。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。 　　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谈话，当时没有记录。康有为后来有多种回忆，即《我史》（写于1898年年底到1899年年初）、对香港《德臣报》（China Mail，今译《中国邮报》）记者发表谈话（1898年10月6日）、《与赵曰生书》（写于1901年）等等，但似乎都不可靠。最为可靠的记录，是康有为召见后第三天所上的”为恭谢天恩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”，简要谈及召见时的情况： 　　臣自顾何人，过承知遇，并蒙圣恩，许令将面对未详者，准具折条陈，并将著书进上。 　　伏承圣训，指明守旧之贻害，发明变法之宜，一叹通才之乏绝，仰见圣明天纵……伏承圣训，裘葛不能两存，皇上知之至明，实超出群臣智虑之外。 　　变科举、开学会、译西书、广游历，以开民智，臣面对已略举之。 第一句说明光绪帝在召见时允康有为上呈条陈并进呈书籍。第二句说明光绪帝有着明确的变法思想。第三句说明康有为召见时所谈内容，即”变科举、开学会、译西书、广游历”四项。该折根据光绪帝”许令将面对未详者，准具折条陈”的旨命，宣称： 　　臣欢喜踊跃，益思自竭涓埃，以仰报圣明，臣所欲言而未详者，审时势而定从违，筹大局而定制度，誓群臣而明维新而已。 也就是说，有些方面的内容，康召见时语焉未详，故作条陈加以详论。君臣二人的谈话，三天后康有为单独上折，自然不会说谎。还有一条记录值得注意，梁启超于康有为觐见的次日（6月17日）致函其友夏曾佑：”南海召见，面询极殷拳，而西王母主持于上，它事不能有望也。”该信虽未涉及具体内容，但对光绪帝评价不错。梁启超的消息自然得自于康有为，他对其友不会说太夸张的话。 　　根据这两条可靠的记录，大体可以认定，光绪帝召见时对康有为是满意的，并允其”具折条陈”和”著书进上”两项特权。此次召见后，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。康有为对这一职位是不满意的，但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不属光绪帝，而属于慈禧太后。光绪帝已经尽量运用了他手中的权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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